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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间曲艺何处寻

  2014年秋,天子湖镇在南北湖村搞了一场接地气的“说家规”活动,节目之一是由鼓书艺人李世荣,表演一段有关家规的说书。我在现场看演出,感觉表演者说书功底不错。李先生是梅溪镇红庙村人,祖籍河南,是移民的第三代鼓书传人,可惜不到70岁时就去世了。本地“非遗”又少了一位传人。

  曲艺是中华民族各种“说唱艺术”的统称。安吉无本地特色的曲艺形式,有的多为历史移民带来的外来曲艺。如今,县戏曲家协会虽含戏剧和曲艺两个界别,但传统曲艺在社会上已日见式微。群众基础原本就较薄弱的安吉曲艺,亦见凋敝。不过,从群众文化和“非遗”的视角看,安吉曲艺尚可追溯一二。

  曾任县戏曲家协会首任会长的郭先生,后来和我是同事。他年轻时就有说唱天赋,善于模仿他人有特色的声调语气,且能说多种方言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他当“知青”时就爱上曲艺。后来在宁波读大学时更热心此道,在较大的平台上和同行们切磋,水平有了质的飞跃。回安吉后,曾在湖州市文艺汇演中获曲艺类一等奖。八十年代中后期,他先后自创了相声《竹乡行》《黄浦情》,内容和县情贴得很紧,表演也具有准专业水平。新世纪初,在央视10台一档宣传竹文化的节目中,老郭曾出镜表演了一段属相声基本功的贯口,一口气报出一大串竹类名称,既一气呵成,又抑扬顿挫。同时出镜的还有本地竹刻艺人楼在亮先生。一个口上功夫,一个手上活计,都在宣传竹乡安吉。

  青少年时,笔者最早从相声中领略到曲艺的魅力。那是在1973年下半年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段马季的相声《友谊颂》,内容是歌颂中非人民友谊。在那全民绷着脸讲阶级斗争的年月,马大师的幽默风趣,真令人开心开怀。而讽刺、针砭是相声之所长,故在“文革”结束后的拨乱反正阶段,相声在揭批“四人帮”、清算极“左”流毒方面的作用,至少在民间比《人民日报》社论更见效。常宝华、常贵田的《帽子工厂》,姜昆、李文华的《如此照相》,不少人记忆犹新。那时是相声在新时期的黄金时代。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梁左,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相声。惜其英年夭折,弄得合作者姜昆后来也没戏了。

  中国曲艺种类约400个,但在安吉流传的并不多。在本地“非遗”项目中,属曲艺类的仅大鼓书、花鼓戏等几种。清末至民国,本地有说书、评弹等曲艺演出。安吉还曾有专业评弹队,最初是夫妻档,1982年单独建制,改为县评弹团,有演员六人(三档),常年在苏州、无锡一带演出。当年,全县历届文艺调演均有曲艺类节目,最多时曾占节目总数的五分之一。1986年,县文化馆曾专门举办曲艺调演大会。除相声、快板、说唱、大鼓书外,还有弹词开篇、绍兴莲花落等形式。30年前那次调演,大概是安吉曲艺最后的盛会。不过,就是在曲艺还没普遍衰落时,本地无论是曲艺演出者还是观众群,大多在原安吉县一带,且以梅溪为多,而原孝丰县一带相对较少。这既是受历史移民来源地文化的影响,也和原安、孝两县的民风(县民性)差异有关。原梅溪电厂的何永康、宋银根,还有曾在“安吉吧”上较有影响的梅溪人苏某,都不乏曲艺功底。

  曲艺的本质特征是“以口语说唱故事”。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封神演义》的流传和成型,皆和曲艺有关。北京天桥、南京夫子庙、上海徐家汇、天津劝业场、开封相国寺等,历史上曾是民间曲艺兴盛之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央视推出综合性曲艺节目《曲苑杂坛》,收视率颇高,如《洛桑学艺》很抓人眼球。再如骆玉笙古稀之年时,一曲京韵大鼓《重整河山待后生》,让人血脉偾张。

  新世纪以来,曲艺越来越受到大众冷落。此乃大势所趋,哪怕郭德纲们再如何折腾,也难以挽回。在网络、微信时代,谁还会在乎“以口语说唱故事”。再说如今网上好笑的段子近乎海量,谁还希罕相声中的“抖包袱”。感叹余生也晚。不然,在民国孝丰茶馆店里,品茶听书,亲历从宋代就有的瓦舍、勾栏民间曲艺表演传统,远胜听先锋诗朗诵。在我眼里,马三立的文化价值决不逊于木心。

  民间有“三句半”之传统曲艺形式。如今的网民们很有创意,改写古代诗词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,有毒。”“雕栏玉砌应犹在,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,要拆。”“白日依山尽,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,有霾。”堪称别开生面的微型杂文。

  有感于传统曲艺的衰落,俺来一首“三句半”:“鼓书好听难再闻,相声逗乐谁传承?民间曲艺何处寻,郁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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